市工商联五届三次执委会召开

这样，既探讨了法律问题，又提高了司法透明度。

[29]一为道德标准降低，不制假售假，不乱收费乱罚款，不打白条，不收红包，不赴吃请，不索要财物，不迟到早退等，被许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堂而皇之列为承诺行为。[31]《中国法律年鉴（1991—1998）》，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2—1999年版。

但也由此衍生出大相径庭的法律观。自然法虽是一个早已被西方普遍接受的概念，然而，其安身立命之处和内容却相当不确定。中国近几年来的法律研究，对这三种法中的民间法宠爱有加，如前述，最主要的两个原因，一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被实践证明不尽如人意，一是民间法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。审判委员会，陪审制度，证据制度，侦检关系，被告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与控诉职能的关系，简易、速决程序。当代中国国家法在正式意义上就是制定法，判例虽然在一些场合有实际约束力，但未取得为国家法认可的地位，也即在当代中国国家法中不存在判例法。

即便在发达国家，民众除了在国防、外交和安全等方面外，在公共生活上对国家的依赖依旧很强。[67]（美）享廷顿：《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》（中译本），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47页。拉伦茨并不否认这一点，但认为这只是对法律文字进行解释时，应予考量的众多观点之一，且对于法律规范的适用而言，主要不是时距问题，而是规范的一般性与个案的特殊性之间的隔阂。

[25]法律解释是一种法学上的创造性活动，是在当时与今天，你和我之间进行中介（Vermitteilung），在这种活动中运用的各种原则，如相似原则、弥补法律缺陷原则及法律判决，并不单纯为方法论问题，而深深地影响到法律素材本身。[23]引伸一下，也就是不了解时间之距的意义在于，远离历史，可排除主观干扰地去客观地认识历史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它们二者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论说法律解释，当然也含有相互挑战的意蕴。但这一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延绵不绝，这既有人穷理的执拗，更有法律活动，尤是裁判活动对确定性的需求。

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获得它，或者扩大一般法律条文的含义，或者通过阐明使个别的个案的意义归于一般。此处引征的是此第三版。

他认为，诠释学作为法律发现的方法，非常含糊。[44] 注41，Larenz/Canaris，S．34． [45] 同注1，加达默尔，《真理与方法》，第423页。4．法律解释是关联个案的解释。在解释圣经中，人们假定，每个人潜在地具有理解上帝文书的能力，这是一种与教义学主义相对的诠释学思想。

其中，类型概念介于同一与差异之间，它既表明有相同之处，又显示有单个差别。法律可能和允许不被明确地表达，因为法律是为案件被创立的，案件的多样性是无限的。[63]当然，除了这两者外，还有法律论证理论、法律推理等也作用于法律解释。[56]法官是针对具体的待判案件而从事法律解释工作。

法律适用者的规范之问，处在关涉决断的冲突情势的先见之中。另外的问题是，加达默尔不愿意回到作者那里去理解，正如在其它场合所介绍的，诠释学不排除一个文本的作者的独特理解。

[16]而为中国学者广泛引用的日本台湾学者的划分，主干系采自德国，另加上所谓比较法解释、社会学解释、当然解释等。为论述方便，以法律解释学与法律诠释学对举不同解释倾向。

他把将恩吉施（Karl Engisch）的在事实行为与规范之间来回顾盼拓展成一个螺旋：行为构成与事实行为，不是一次并在同一诠释层次上相互决定的，而是多次并分别在其他更高层次上相互决定的。总之，先无法律，法律存活于适用者的解释之中。[40] 相比前者，拉伦茨（Karl Larenz，1903－1993）对哲学诠释学则持谨慎的接纳态度： 一方面，他肯定前理解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积极条件，并强调要将之与负面意义的先入之见相区别，后者是在获知事物时必须排除的障碍，而加达默尔令一切先见合法化。Alexander Ulfig，Lexkion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，2．Aufl．1999，Hermeneutik，S．173ff．本节既在原文基础之上，又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总括而成。还有法律文本中的语言表达之含义，受制于制定者（言说者，作者）和接受者（听众，读者）的具体的不同环境。作为中介，法学方法论必须在两个方向上被审视。

不知是否受施莱尔马赫的影响，近代法律解释学的创始人萨维尼（F?C?v?Savigny，1779－1861），也提出了重视立法者原意的历史解释方法。所谓探究性解释恰好相反。

加达默尔反对这种观点，他要将法律解释与圣经解释等统一起来，因此他也不同意下面所谓的区别：法律学家是从现存的情况出发，并且是为了这种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。因为示例法相对于列举法是开放的，能应对不能事先预料的情况（现行的列举法的封闭性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类推的最有力依据，但不能类比却导致对未列举的相似行为的处理失当），相对于概括条款是具体的，有例可循的，可操作性强。

诠释学摒弃主客观两分图式，其理解经常是主客观并存，具体在事实与规则之间，适用者在推论时，不是被动地将案件置于法律之下，完全抽身于案件过程之外，相反，他扮演着一个积极建构的角色。不言而喻，对于此种法律思想，只可能存在一个开放的体系，在这个体系中，只可能有主体间性。

正是先见，前理解，使他知晓不得不对规范作出什么解释，不得不对案件进行规范性评定。首先，任何解释都有赖于解释者的前理解，正是前理解规定了解释的意义。[62] 拉伦茨对类比在民法中的应用分析见注13，《法学方法论》，第300页及以下。《拉德布鲁赫全集》，第7卷（出版之中）。

这种对理解过程的认识，在方法上要求考审整个理解可能性。该书所涉主要观点有： 1．加达默尔反对贝蒂等将（事实的）法律诠释学看作是与普通诠释学不同的特殊一类。

然而 ,它放弃法律文本解释的标准、抛开法律文本作者的意图、过于钟爱理解者的主观态度的主张 ,也遭遇有力的批评。[58] 见注4，Ulrich Schroth，S．345． [59] 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》第46条和公安部关于枪支弹药管理的有关规定：法律上的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，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，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。

它要解决的不是对法律条文作真假解释的问题，而是作更好解释的问题（解释的好坏问题）。理解的前理解之条件学说也应揭示施太格米勒（Stegmüller）所称的证明困境。

假如在他进入这个理解过程之前，就已将其先前的想法凝固成正确性的确信，他就欠缺此意愿。哲学诠释学的介入，为在法律适用中合理地创造法律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和进路，它使判决理由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，使法律解释的过程，犹如一种在主体与文本之间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在事实与规则之间不停地左顾右盼的活动。近代出现的法律解释学大抵发端于此。主体不再是作为单个主体，而是作为生活关联体的代表来阐明的。

人们是应把意义归于文本，还是归于别的，这更多的是一个规范问题。[27]法律诠释学可以弥补这一无法取消的空隙，但在现代法学中，法律诠释学的作用微不足道，这是现代法学的不能避免的污点。

诠释学对法律的原意的否定走入误区，对法律的原意不清和法律的不确定性视而不见，不免自欺欺人，而强调解释方法对解决法律的原意不清和法律的不确定性的无能，也会消磨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的探索精神，特别是在法律者普遍未掌握基本的解释方法的情势（语境）下，负作用更大，怎么都行（go anywhere）、指鹿为马的造法可能被完全正当化了，司法专横任意有了合理的借口。独断性意谓将法律条文中固定的意义应用于个案中。

[10] 详见Peter Raisch，Juristische Methoden，1995，S．23－26．参见Bernd Rüthers，Rechtstheorie，München 1999．S．394． [11] 大体上看，法律解释学的中心，自萨维尼以来，一直在德国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，经由各种途径，基本上未脱离德国法律解释学的框架。[20]他却认为，诠释学境况对于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似乎是同样的，因为面对任何文本，人都生活在一种直接的意义期待之中。